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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农建,新农建的首回村下革命

浏览次数:150 时间:2019-09-22

最准六肖期期中特,“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报告明确提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增加对农村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真金白银”的投入,一项惠及9亿农民的工程启建。 新的战略选择

一个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正在浮出水面。 “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课题。”有关知情人士说。事实上,9月29日,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十一五”三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写照的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根据数字显示,现阶段,中国还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占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有2000万人用不上电,部分地区电价过高。清洁能源尚未普及,许多家庭还不得不烧秸秆和薪柴;近100个乡镇、4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1万个乡镇、3多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路和水泥路;农民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事业、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等方面都十分薄弱。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未来5到10年中国农村政策的目标和政策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一个总题目”。

这种状况需要改变。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写入“十一五”规划建议;在此基础上编制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交两会审议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引起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

第三次大调整来临

六彩开奖现场直,而在此前,2月14日,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部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研讨班。这次会议被看作是新农村建设方略预热“两会”的前奏,有利于在高层干部中统一思想,加大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力度。研讨班结业的第二天,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对新农村建设战略进行全面部署。

六肖期期中老马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总结。

“这说明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号文件’不仅仅提出了年度的支农目标,而且把新农村建设、把三农问题放在了一个战略层面高度考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次调整是指19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减负。”马晓河说。

在张立群看来,政府从控制城乡差距扩大、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入手,采取多项具体措施,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马晓河说,“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综合的政策。”

以往,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主要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办,与城镇相比差距非常大。数字统计显示,200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相对差距3.22 ∶ 1;改革之初的197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农民人均收入134元,相对差距2.57 ∶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成为推进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也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外贸对中国GDP的增长起的作用较大,而国内需求的增长相对较小。特别是农村的消费没有拉动起来,关键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真正要打开农村的市场,就要让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更快富裕起来,农村群体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中国的市场才能真正打开,扩大内需的方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以往的农村发展研究中,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已经达成共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三农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要“跳出三农看三农”——我们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宏观,整个国家的格局问题。”张晓山强调。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介绍,“2000年,我国GDP为8.95万亿元,财政收入为1.34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3万亿元;而2005年,中国GDP已增加到18.23万亿元,财政收入3.16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万亿元。”

但张晓山认为,另一个侧面也不可忽视。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意义更加深刻,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新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所在。

“非农产业发展了,农业怎么办?农业如何具有竞争力?如何使农业和国际接轨?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农村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的、农民能够享受和城市一样公共产品的、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留在农村的农民能不能过上富余安定的生活?”张晓山这样思考三农问题。

财政支农力度空前

所以,“三农跳出之后,还得回到三农。”张晓山说。

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资金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

农业、农村、农民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因此,将三农政策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可以“比较全面地反应出三农政策的目标和未来的追求。”张晓山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在农村找到的新质点。”

3月1日,陈锡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题讲座时透露,中央和地方财政将筹集数千亿元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两大领域。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安排1000亿元用以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这一政策选择还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这就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5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上指出: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而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

3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表示,该委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了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三个方面的投资和项目建设的重点。

韩国“新村运动”启示

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今年拟安排120亿元人民币,加强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型灌区的节水改造等,主要是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集中力量办好“水、气、路、电”四件事,即农村安全饮水今年安排40亿元投资,农村能源安排25亿元投资,农村公路建设安排国债和车购税资金170多亿元,农村电力建设今年将安排12亿元国债。这样可以解决2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可再建250万口户用沼气池,改建新建乡村公路18万公里。此外,在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准备安排60多亿元投资,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

近期,国内的政府官员和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韩国的“新村运动”。

专家预计,整个转移支付的数字可能达到4000亿元,比2002年翻一番。

郑新立不久前就率团前往韩国,专门考察“新村运动”,团里的成员包括建设部的城乡建设办公室官员等。考察结果已经形成了两个报告:一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二是提出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

杜鹰表示,要建立一个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存量,同时把增量重点向农村倾斜,不断地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必须要承担起来的责任。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接受记者采访的有关人士也表示,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支农、措施、力度大,投入多,公共财政的阳光将更多地照耀到广大农村,我们的农民将更多地享受到发展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新农村运动开始到1980年的10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

“从‘少取’到‘多予’,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从源头上解决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将彻底缓解农民的负担问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所季明川教授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具体到对广大农民非常欢迎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这这些直补措施,将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韩国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涉及农村各个领域。包括农村住房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还有,韩国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看来,在现阶段,打下农业产业发展基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现在关键的是这些支农惠农措施如何落实到位,保证投入总量逐步增加、让政策发挥真正的效力。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要扎扎实实作好基础性工作,切不可急功近利。

“韩国考查后得到一条重要的认识是,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是可以实现的。农村的发展不是对城市发展的制约,而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推动,因为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民都变成了城市的市民,会推动经济的发展。”郑新立说。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新农村的建设之路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张军扩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解决这一问题无非两条渠道:一方面是多予少取,增加“输血”;另一方面是通过各项政策措施,提高农业及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率,增强“造血”,培养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无疑会对我国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于新农村的界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的思考是,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缺一不可。其中,“新设施”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这是新农村的重要“硬件”,往往成为制约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瓶颈”。

解决农业“大而不强”、农民“多而不富”的问题,需要转变传统的农业增收方式,通过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拓宽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9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学术研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直言:总体看,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提高受基础设施不足制约明显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有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原因,但基础设施不足,是制约农民增加消费的一大原因。

两会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不可能都拴在土地上。关键还是靠工业化、城镇化‘减少农民’从而‘富裕农民’。”

因此,马晓河给出的新农村建设方案的第一个重点是,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认为,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而言,“工业反哺农业”既是经济体制深化后的结果,也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在中国,离开了改革,离开了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只可能是一种构想而难以成为现实。

邱晓华也认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郑新立也认为,国家要拿出一定资金帮助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重点是乡村道路、洁净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村一级的垃圾处理场;包括“一气三改”(改厕、改灶、改牲畜圈,建造沼气池)。

“现阶段,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在了解农村资源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鼓励城市中的企业向农村和农业进行生产性投资,确立公司带动农村致富的模式。”厉以宁说,具体地说是扶植和引导若干龙头企业,把农民变成种植户、养殖户或手工业品生产户,公司负责组织生产和推销。这一模式在一些地区经过试验,已经被认为是有效的。在某些企业,还实行了农民入股。农民既取得劳动收入,又取得红利,这一体制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马晓河还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1991年就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农村问题解决好的地区,都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从农业产业转换到非农产业,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这样需求多了,价格自然上涨。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例如,美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从1920年的30.1%减少到2000年的2.6%;法国从1930年的31%下降到2000年的1.6%;日本则从1950年的48.3%减少到2000年的5.1%;开展新农村运动很成功的韩国也是从1960年的63.2%下降到2000年10.9%。

最后,农民增加收入仍是一条主线。“新农村建设意义上的增加农民收入,是作为和公共品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相连的整体性措施。”马晓河说。

与此同时,还需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包括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需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式,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在中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如何遏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避免农民负担反弹;怎样从财力上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是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论的组成部分。”张晓山说,“但无论哪种政策建议,其核心是农村的综合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的陆学艺教授眼中,要建设和谐的新农村体现在体制上,更主要的是解决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农民和干部的关系,这样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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